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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君 米軍: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需加強機制化建設

 自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已經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參與國分享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在充分肯定“一帶一路”建設取得早期收獲的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涉及生態、經貿等一系列問題的認知解決的建構過程。總體來看,該建設目前處于一體化初期發展階段。這就需要中國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加強多方面協調的機制化,以聯合起來共同生產、提供本地區所需的跨國社會基礎設施、制度、機制及默契信任等多層次公共產品,這不僅是消除疑慮和深化合作的需要,而且為“一帶一路”建設拓展共贏和可持續發展的空間。

  機制復合體的決議執行模式是“一帶一路”建設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選擇。目前,“一帶一路”建設已經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引領,以交通、經貿、旅游、外交等部長級會議為支撐,在交通、經貿、人文旅游、智庫等數十個領域開展務實合作的多層次架構。現有的機制組合架構在推動經貿往來、交通運輸、能源合作和旅游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現有的推動機制主要屬于非正式合作模式,帶來的問題和挑戰也不容忽視,尤其是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一帶一路”的機制化建設不能簡單復制現有的標準化國際經濟合作機制,構建“非正式對話機制+正式約束機制”形式的復合機制執行模式是“一帶一路”合作機制建設的重要選擇。非正式對話機制屬于軟法機制,正式約束機制屬于硬法機制,通過兩者相互配合才能體現出較好的靈活適應性和務實性。在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根據具體情況,采取程度不同的合作模式。

  當前要大力實施“非正式合作機制+多邊正式功能性組織機構”執行模式。所謂非正式機制是官方高層會晤或“二軌對話機制”所簽訂各領域約束力弱的協議,所謂多邊正式組織指的是約束力強的多邊組織機構。如“非正式機制+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就是該執行模式的樣板,今后還要大力加強類似執行模式建設,讓功能性機制化建設落到實處。在這個執行模式下,既能發揮首腦或高層會晤的引領作用,又能在“一帶一路”框架內建立或外部引入多邊正式功能性組織,保證將領導人所達成的政治共識轉化成具體政策承諾并加以落實,這樣的機制體系才是現階段“一帶一路”雙多邊協議項目有效運行的保障。

  隨著合作時機的成熟,機制化建設采取“非正式對話機制+正式對話機制+自貿區+多邊正式功能性組織機構”高級執行模式。在低級合作階段,機制化建設主要是以項目帶動為主要特點,進入到高級合作階段,突出制度引領的帶動作用,發展的規則導向性越來越強。中國將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或區域組織圍繞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領域等議題展開一攬子的磋商。當前,中國既要加強與“一帶一路”沿線合作條件成熟的國家商討簽訂自貿區協定,又要加強與區域組織合作,特別是在當前國際格局下,通過與歐亞經濟聯盟的戰略對接,有必要加強對“歐亞經濟伙伴關系”倡議研究,促成歐亞大陸更大范圍自貿區的構建也是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的。

  首先,在復合國際機制模式下為對接提供新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向世界提供的重要的理念性公共產品。要充分利用官方高層會晤或“二軌對話機制”,并輔以人文教育旅游交流合作的實體平臺,如境外孔子學院或在境外建立類似希望工程等機構,圍繞共建“一帶一路”開展形式多樣的溝通、對話、交流、合作。“一帶一路”建設要多領域、全方位地構建共同觀念,從政治出發,以經濟為主線,構筑安全屏障,加強文化交流,貫穿環保意識,形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共同體、安全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科技共同體、文化共同體和生態共同體,努力把“一帶一路”打造成實現包容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主要載體,實現高質量發展。

  其次,中國引領加強國際協調機制建設,提升“一帶一路”國家便利化與自由化。第一,推動新的支付結算系統和評級機制建設。這不僅有助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也順應了“一帶一路”國家本幣結算的需求。人民幣可以承擔我國與“一帶一路”國家對接合作重任,化解區域合作的資金瓶頸,實現發展為導向的區域合作。為此要適時推進人民幣跨境結算支付系統向“一帶一路”沿線重要國家覆蓋,發揮人民幣清償能力。第二,推進交通基礎設施物流大通道機制建設。這是“一帶一路”的前提和基礎。我國應牽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聯合共建交通基礎設施大聯通網絡,破除交通障礙,制定標準化交通規范,推進貿易便利化水平。第三,推進“一帶一路”國家自貿區建設,有助于加快跨境市場與分工一體化進程。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大范圍構建高標準的自貿區還不具備實施的政治經濟條件,但并不妨礙在發展基礎較好的重點國家可以先啟動雙邊自貿區建設或推進構建低標準的多邊自貿區談判。

  最后,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跨境產業科技園區建設機制,提升國家間的共同發展。“一帶一路”就是要以互聯互通為基礎,引領全世界共同富裕、共同發展。只有加強我國與沿線國家的產能合作,延長與沿線相關國家全球價值鏈合作鏈條,才能創造新一輪的增長紅利,提升彼此經貿合作水平,也為逐步升級“一帶一路”范圍的經濟一體化程度奠定堅實的合作基礎。

  總之,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的實踐,不僅是探索與周邊國家或沿線國家加強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的過程,而且在當前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的形勢下,暢通歐亞非各國間海陸聯系通道,也是中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具體實踐、提供中國特色全球治理方案的過程。在新時期,“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機制化建設,它不僅服務于“一帶一路”這種經濟外交目標,也是“一帶一路”進入實質性的高質量建設階段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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